佣兵工会春节福利校对任务：欢迎早安会员积极参与！！！【奖励加倍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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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时间：2017年01月25日起，至2017年02月15日止。
       任务书名：《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作者：[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校对参考原本文件名：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作者：[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PDF  
       需要校对的OCR参考TXT文本：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作者：[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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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完成及上传方式：

      总计13任务，共计44章外加附录，具体看任务表分配，将校对完成的任务文本，分别上传！！！（与前13个佣兵任务方式相同）

      任务奖励：

      每个任务完成的保底奖励为200金钻加1000灵石 【春节福利，奖励全部加倍】

   校对书籍参考：


  　 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作者：【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作者：（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2
　　ISBN：9787506020794
　　版次：1
　　页数：552
　　字数：405
　　开本：32开
　　包装：平装
　　定价：42.0
　　内容简介：
　　这本倾注了史沫特莱全部心血的书，不仅记录了中国人民敬爱的朱德同志60岁以前所走过的道路，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一幅壮丽多姿的画卷。自从它在1955年以日文译本初版问世以来，全世界已先后出版了德、俄、法、西班牙、孟加拉、丹麦、意大利等八个语种的译本，在各国进步人士中产生了远的影响。

　　目录
　　序言
　　中译本校者序言
　　原出版者序言
　　序曲
　　第01篇 道路的起点
　　第01章
　　第02章
　　第03章
　　第04章
　　第02篇 走向革命之路
　　第05章
　　第06章
　　第07章
　　第08章
　　第03篇 灾难沉重
　　第09章
　　第10章
　　第11章
　　第12章
　　第04篇 探索
　　第13章
　　第14章
　　第05篇 在大革命的岁月里
　　第15章
　　第16章
　　第06篇 土地革命开始
　　第17章
　　第18章
　　第19章
　　第20章
　　第21章
　　第22章
　　第07篇 《上杭之歌》
　　第23章
　　第24章
　　第25章
　　第08篇 反围剿
　　第26章
　　第27章
　　第28章
　　第09篇 长征
　　第29章
　　第30章
　　第31章
　　第32章
　　第10篇 历史重演
　　第33章
　　第34章
　　第35章
　　第11篇 “我们的秘密武器”
　　第36章
　　第37章
　　第38章
　　第39章
　　第12篇 “伟大的道路”
　　第40章
　　第41章
　　第42章
　　第43章
　　第44章
　　附录
　　朱德总司令致艾·史沫特莱女士的信
　　史沫特莱女士致朱德总司令的信
　　史沫特莱女士致朱德总司令的信
　　回忆史沫特莱写《伟大的道路》的时候〔日〕石垣绫子

　　《史沫特莱文集3：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年代》
　　梅  念译  胡其安  李  新  校注

　　出版前言

　　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美国着名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自一九二九年作为《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踏上中国国土开始，直到一九五〇年与世长辞，她一直献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中国人民跳动着同一脉搏。史沫特莱在她的《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我一直忘掉了我并不是一个中国人！”
　　就是在一九五〇年她缠绵在伦敦病榻的时候，还在深情脉脉地说：“我可能再也看不到中国了，无论如何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象老样子那样了。……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
　　一九五〇年五月六日，这位杰出的国际主义新闻战士终因忿忿成疾,贫病交加，溘然与世长辞了。临终前，她要求把骨灰埋在中国。她在给友人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我自有生以来仅有一个挚念，一个信心，那就是为解放那些贫苦和受压迫者而努力工作。在这个努力中，我已看到中国人民革命在这方面的成就。我将多么愉快地看到中国大使的到来，在我的遗体旁唱中国的国歌——起来！
　　“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将使我的心灵得到安息。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许多中国革命烈士放在一起。”
　　史沬特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追求真理和支持被压迫的人民求解放的一生。艾格尼丝于一八九〇年出生在美国西部密苏里州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在她幼年的时候，家贫如洗，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母亲在给人家洗衣服，做杂工；父亲则在科罗拉多州洛克菲勒家族经营的矿上当矿工。这贫困潦倒的一家人，依靠史沫特莱一个当妓女的姨妈的帮助，才免于陷入绝境。
　　贫困和苦难早就在史沫特莱的心灵里播下了反抗的火种。她如饥似渴地学习，她在茫茫黑夜中追求真理，她向往人的尊严和独立自由，她憧憬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在她十六岁的那年，母亲因劳累过度、营养不良而悲惨地死去，这使艾格尼丝十分伤心。为了摆脱那吞噬了她母亲的青春和生命的厄运，史沫特莱毅然离家出走，开始了长期的半流浪生活，去摸索自己的人生道路。在艰难的岁月里，她当过报童、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等。她依靠顽强的意志和刻苦的自学，居然在十九岁那年考进一所师范学院，并以优异的写作才能当上了学生刊物的编辑。后来经常为进步报刊撰稿，写了不少抒发正义、揭露黑暗社会、同情劳动人民的富有战斗性的作品。
　　一九一六年，史沫特莱来到纽约，开始投身于火热的政治生活。她一方面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周刊和女权运动刊物《节育评论》撰稿；一面支持印度流亡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由于妯积极参加这些进步的政治活动，一九一八年三月，史沬特莱在纽约被捕。根据“反间谍法案”被指控为企图煽动反抗英国统治的叛乱。直到一九二三年，联邦法庭对史沫特莱的指控才正式撤销。出狱后，根据她亲身的经历，撰写了她的第一部文艺作品《铁窗难友》。这时她获悉，她的一个弟弟已被送往欧洲战场去当炮灰，行前，他曾要求见一见被无理关押的姐姐竟不能如愿；她那当小工的弟弟也在一次工伤事故中死去。史沫特莱义愤填膺，严酷的现实使她的思想更加激进了。因此她出狱不久，就积极投身于支持印度民族革命运动的洪流中。她编辑新闻通讯《印度新闻》，担任“自由印度联谊会”的执行书记，并为该组织筹款、撰稿。后来由于接连受到反动当局的迫害，她才被迫离开美国，前往柏林。
　　在德国期间，史沫特莱除了继续支持印度的民族革命外，还积极参加了争取男女平等权力的活动。她与美国女权运动的领袖玛格丽特·山额夫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于一九二七年请山额夫人来德国进行了一次巡回演讲。一九二八年，她在柏林开设了一个节育诊所。此外，史沫特莱还在柏林大学教授有关英美的课程[同时，她又劝说校方同意，作为一名学生攻读印度历史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史沬特莱用德文写了大量文章，其中有许多是写给学术性刊物，并且绝大部分都是关于印度历史和妇女问题的。显而易见，史沫特莱还是二十年代德国知识分子舞台上十分活跃的人物。她同德国着名的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成为好朋友。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德国的《法兰克福日报》在头版连载了她的着名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
　　一九二九年初，史沫特莱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来到中国。她一到上诲，就被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所感动了。中国人民的朋友、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在他的着作中，对史沫特莱作过一段逼真的描述：
　　“她看到在夏季炎炎烈日之下，一伙码头工人，肩上套着绳子，吃力地拉着装满货物的木板车。突然，一个满脸胡子的大个子印度巡捕出现了。为了给一辆里面坐着一位傲慢的外国官员的闪闪发光的黑色小轿车开路，他竟然殴打工人们汗水淋淋的光脊背。那时，她感到警棍好象打在自己身上一样。看到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如此对待另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她不禁感到耻辱。她自言自语地说：‘凡是有胆识的人，在这块大地上一定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她当时就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坚定地表示了要献身变革这一制度的伟大革命。”
　　当史沫特莱初到中国时，正值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共产党人和其它进步人士，横遭反动当局的逮捕和杀害。具有崇高国际主义精神的史沫特莱，对旧中国内忧外患、满目疮痍、黑暗腐败的种种状况深为忧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深表同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为了把中国革命真相向全世界传播，她决心长期深入生活，和中外进步作家、新闻记者一起，“搬走这座封锁中国的大山”，打开世界人民的眼界，使他们对战斗的中国寄予同情和希望。
　　在此期间：史沫特莱尽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迫害，但她毫不畏惧，勇敢战斗。她不仅用自己锋利的笔写了许多充满激情的文章，揭露黑暗，歌颂光明，首次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江西苏区情况传播到国外去，而且还协助宋庆龄成立了“保卫人权同盟”，利用她的交际才能和记者身份，团结了许多进步的中外朋友，向全世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黑暗暴政。为了支援以鲁迅为首的中国进步作家的斗争，她曾暗暗地保护过许多革命者，并把自己的家作为通信联络点和聚会场所。一九三一年二月，青年作家柔石、李伟森、殷夫、胡也频、冯铿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鲁迅在悲愤之下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一文，要求译成外文送到国外发表，史沫特莱毅然担负起这一工作，终于把这篇战斗的檄文发表在当时美国的进步刊物《新群众》杂志上。
　　抗日战争前夕，一九三四年底，史沫特莱第二次来到中国，她虽然重病刚愈，却毅然前去中国西北采访。一九三六年，她在西安期间，亲眼目睹了震动世界的“西安事变”。她把张学良将军扣押蒋介石的真实情况用英语向全世界作了广播。一九三七年初，她到了延安，访问了许多革命战士和干部，并同朱德总司令作了频繁接触，要求为他写传，介绍他的生平。史沫特莱认为，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革命者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朱德同志把身世告诉她，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这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的阶级所最关心的事情。为此，她进行了大量采访，并在战斗中实地观察达一年之久，为日后写朱德传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抗日战争开始后，史沫特莱不顾个人的安危，随军转战各地，写了大量文章，介绍中国的抗战情况。她以遒劲感人的通讯促使中外记者和进步人士去延安亲眼见识那里的火热革命斗争。在硝烟滚滚的战场上她不仅用她那锋利的笔锋抒发着她对浴血奋战中牺牲的战士们的深厚同情，而且还到处奔走呼号，为中国伤员在国外募捐，在国际上蠃得了许多进步人士和医药界朋友的巨大援助，并促成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她还动员和组织了包括白求恩、柯棣华在内的一批加拿大和印度医生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椐地工作，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陷，她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身份，身着戎装，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华北、华中和华东，写了许多着名的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受到国内外人士的称赞。当敌宼对新四军驻地狂轰滥炸时，叶挺军长劝她离开目标较大的军医院，她坚决要与战士在一起；当斗争形势日益残酷时，朱德总司令也劝她转移到敌后较安全的地方，她执意不去，她说：“为佧么和我谈死亡的危险，你们不是也经常面临着死亡吗？让我也跟你们一样生活吧，我不想死，我也尽力做到不死。但是，如果我一定要死，就让我死在这里吧。我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许多城市象污水坑一样，我生活在那里就感到痛苦以至病倒。但是你们的部队却恢复了我的健康。这是因为这支队伍是中国和亚洲的希望。只有在这里，我的心情才平静，我的精神才振奋。”她还说：“你们的人民也是我们的人民，因为我是属于大地的，我们的斗争也就是整个大地的斗争。”史沫特莱就是以这样高尚的情操和伟大的胸襟来看待和参加中国革命斗争的。
　　究竟什么力量使史沫特莱嫉恶如仇、追求光明和奋不顾身地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呢？她在《大地的女儿》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她为什么不忘自己的阶级出身。她从不忘她辛酸的童年以及她难以忍受的逆境。这也是她为什么远离她热爱的祖国和人民，来到陌生的中国，并把她的整个后半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亊业的真正原因。当她预感到中国萆命的成就，已经是那些贫困的、被压迫的人民的解放事业的中流砥柱时，就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来。
　　史沫特莱认为，她在旧中国的一切行动中心，“在于要预告中国革命的发生”；她认为她自己全部历史的任务，在于挖掘和发现“中国社会生活的潜流”，并且观察这一潜流究竟要流向何处？经过十年的观察和深入调查，她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他们队伍中忠诚的党员，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者到绝大部分的指战员，他们都是全人类中出现的新人，是在旧中国具有全新思想、在当今历史中具有全新风格、高尚情操和坚实理想的新人。史沫特莱十分振奋地写道：“在他们身上，一个全新的成份进入了中国社会。”而且她还坚信，这不仅是中国的希望，而且这是亚洲的希望，全世界被压迫国家的希望。
　　正是基于这一远见卓识，她以惊人的毅力排除万难，致力于介绍中国。她在积极参加社会进步活动的同时，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通讯、报告、杂文和短篇小说，数量约达二百万字。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这位伟大的美国人，在专心写出更多更好的革命回忆录和革命传记文学作品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绩，这些作品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一个宝贵的贡献。”史沫特莱对于她的作品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感到莫大的骄傲与欣慰，虽然她受着贫困与疾病的折磨，但她仍把所得到的一切稿费和讲演费拿来救济中国战区和灾区的孤儿。就是晚年在贫病交加、处境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她仍在致力于介绍中国革命，从事《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写作。
　　一九四九年二月，在美国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的狂暴里，史沫特莱蒙受了不白之冤，美国陆军当局宣布她是“苏联间谍”。这一罪名使她受到了残酷的虐待和折磨，她几乎没有栖身之地。到处都是关于史沬特莱是共产党或是“卖国贼”的传闻。所有这一切，使她不可能找到工作来维持生计，而且剥夺了她集会、讲演甚至出书的权利。就在这一年的八月，曾经和她签订过《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出版合同的美国一家出版社，突然向史沫特莱提出，说她在书稿中对中国革命的见解是教条的，强迫她进行修改，并加进反共的内容，遭到她的断然拒绝。表现了宁死也不弯腰的革命精神。
　　但是，就在她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她从广播里听到了她曾经致力于奋斗的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她激动万分。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拒绝给她来中国的护照，史沫特莱决定取道欧洲来华。多么遗憾啊，就在她在伦敦停留期间，病魔夺去了她的生命。对于史沫特莱的逝世，中国人民是十分悲痛的，为了实现她生前的愿望，一九五一年五月六日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她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墓前竖立着一块大理石墓碑。碑上镌刻着朱德元帅亲笔书写的金色题词：“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鲁迅说过：“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的死掉了。”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杰出的作家和新闻记者，新华出版社决定出版《史沫特莱文集》。这套文集含有四卷，主要搜集了史沫特莱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其内容是：笫一卷《中国的战歌》（Battle Hymn Of China）。书中详细介绍了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一年她在中国的见闻，真实地记载了她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以及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华北、中南和华东抗日战场的情景，报道了中华儿女的英雄业缋，生动地向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真实情况。此书自一九四三年在美国出版后，连续再版，受到各国读者的热烈欢迎，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优秀的报告文学箸作。
　　第二卷收有《中国红军在前进》（China’s Red Army Marches）和《大地的女儿》（Daughter Of Earth）两部着作。
　　《中国红军在前进》又名《中国红色风暴》，写的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二年间，中国人民为谋求统一团结、和平奋斗救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红军作先锋同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投靠帝国主义、镇压国内进步力量的国民党反动派奋起作战，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五年建军史诗。这部书一九三四年在莫斯科首次出版，以后在西方连续再版。
　　《大地的女儿》是史沬特莱的自传体小说。书中生动翔实地描述了她幼年和青年时期的苦难经历和父母的悲惨命运。最后她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参加了工人运动，变成了勇敢的革命者。又经过刻苦自学，成为着名的作家和新闻记者。这部书是她来中国的前一年即一九二七年写成的，一九二九年初版，以后连续再版。
　　第三卷《伟大的道路》（The Great Road—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这本倾注了史沫特莱全部心血的书，不仅记录了中国人民敬爱的朱德同志六十岁以前所走过的道路，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一幅壮丽多姿的画卷。这本传记着作具有它独特的风格。作者把自己置身于书中，并以她非常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栩栩如生的形象；逼真地记述了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介绍了英雄的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在缔造新中国的过程中所创造的史诗般的事迹。这本书自从一九五五年以日文译本初版问世以来，世界各地又先后出版了德、俄、法、西班牙、孟加拉、丹麦、意大利等八个语种的译本，在各国进步人士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本书同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成了有关中国革命史的名着。
　　第四卷收有《中国在反击》（China Fights Back）和《中国人的命运》(Chinese Destinies）。
　　《中国在反击》是一本日记体、书信体的书，记下了史沫特莱从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到一九三八年抗战初在华北地区的生活和经历，她不畏艰险，深入前线和八路军、游击队在一起，书中主要反映了当时华北地区抗日的政治和军事形势。该书一九三八年由美国先锋出版社出版。
　　《中国人的命运》主要反映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的动荡社会生活、阶级矛盾和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作者通过对当时社会现状的调查，对各阶层人的接触了解，以一个记者的锐利眼光揭穿了旧中国的社会弊端，并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寄予无限的同情和支持。该书在一九三三年先由美国先锋出版社出版，后又再版过。
　　《史沫特莱文集》除《大地的女儿》和《伟大的道路》两书在国内出版过外，其他均为首次在国内出版发行。这次出版时，对《大地的女儿》和《伟大的道路》某些译文又作了润色和校订。
　　《史沫特莱文集》的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宏伟事业的中国人民，这些记述了.中国人民和其它被压迫人民历尽艰辛和英勇斗争的书，既是极好的纪念品，又是激励人民为实现崇高理想而坚决战斗的重大动力。重温她的经历，使我们缅怀过去，展望未来，更加奋发前进；对于中国年轻的一代来说，尤其具有重要的价值。一切有志之士可以更好地学习她不畏艰险、坚持真理的献身精神，学习她热爱人民、深入实际的优良作风，学习她毕生致力于人民的解放亊业、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团结互助的高尚理想。为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光和热。
　　史沫特莱和斯特朗、斯诺一样，他们的许多优秀品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在黑暗的中国点燃起信息的火炬，而这火炬又曾得到广泛的传播。他们真正是国际新闻界中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正如邓颖超同志一九八四年九月致三S研究会的信中所说的：“三S虽然是美国人，但是三S从三十年代起就热爱中国，先后来到中国，他们不避风险，不顾自己的安危，不断地把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和胜利，以及在旧中国各族人民所受的苦难情况、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以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更加兴奋，不知疲劳地为新中国服务，直到他们的生命终止，还留下遗嘱，把骨灰埋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是多么感人，又激励我们热爱中国，发扬国际主义的永恒动力啊！三S为中国各族人民所作的贡献是难能可责的，也是难以估量的。我们要向我们三S的老朋女致以衷心的感谢！向他们学习！”
　　我们愿三S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愿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亊业中，演奏出更加雄伟更加庄丽的《中国的战歌》！
　　新华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四月
　　注：①由于五十年代初期美国国内的政治局势，本书的日译本先于英文原着在日本出版。

　　中译本校者序言

　　《伟大的道路》中译本终于和我国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粉碎林彪、“四人帮”的一个胜利成果。
　　这本倾注了史沫特莱全部心血的书，不仅记录了中国人民敬爱的朱德同志六十岁以前所走过的道路，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一幅壮丽多姿的画卷。自从它在—九五五年以日文译本初版问世①以来，全世界已先后出版了德、俄、法、西班牙、孟加拉、丹麦、意大利等八个语种的译本，在各国进步人士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文化禁锢主义，这样一本以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的朱德同志为题材的书，却始终不能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
　　当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读到这本再现了中国革命和朱总司令高大而又十分可亲的形象的作品的时候，我的记忆无法不回到将近三十年以前——一九四九年的深秋，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参加在伦敦举行的英中友协成立大会的情景。在会议大厅里，一位头发斑白的美国老太太走上了讲台。她充满激情地介绍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介绍英雄的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在缔造新中国过程中创造的史诗般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全体听众。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她提议为在解故事业中献出了生命的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好儿女肃立致哀。这位老太太就是史沫特莱。
　　象白求恩、斯诺、斯特朗一样，史沫特莱的名字在中国是为大家所熟悉的。从一九二九年初，这个美国劳动人民的女儿作为《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踏上中国国土开始，直到一九五〇年与世长辞，她一直献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中国人民跳动着同一脉搏。史沫特莱在她的着作里这样写着：“我一直忘掉了我并不是一个中国人”。（见《中国的战歌》，英文版，第五〇六页）
　　中国人民的朋友、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在他所着《有办法》一书中，对史沫特莱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描述：
　　“……她和我谈到对上海的第一个难忘的印象。她看到肩上背着绳索的码头工人，在烈日炎炎下吃力地拉着满载货物的木板车。这时，突然出现了一名满脸胡子的高个子印度巡捕，他为了给洋人的高级轿车开路，竟然用木棍向着工人赤裸的、汗水琳漓的背上猛击。此刻，她感到那棍棒仿佛是打在自己的身上。她目睹一个被压迫的民族这样对待另一个被压迫的民族，不禁感到羞辱。她自言自语地说，‘凡是有肝胆的人，在这块土地上都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见《有办法》，英文版，第十五——十六页）
　　的确，史沫特莱到达中国后不久，就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社会政治运动。三十年代，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特务的监视和跟踪下，她协助宋庆龄成立中国保卫人权同盟；她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为外国报刊撰文报道江西苏区的革命斗争；她在现场报道着名的西安亊变。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她动员和组织包括白求恩、柯棣华在内的一批加拿大和印度医生到中国解放区。一九三七年初，她在延安见到了朱德总司令。尽管她早就听说过朱总司令是一位“单纯、亲切、平易近人的人，他努力工作，丝亳没有使自己成为个人英雄的兴趣”，但在亲身见到朱总司令之后，他的非常感人的个性仍然深深地吸引住她。当她决心为他写传，并要求他介绍他的生平的时候，朱总司令惊讶地问道，“为什么呢？”史沫特莱回答说，“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见本书《序曲》）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陷，她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身份，随新四军转战华中和华东，写过许多着名的通讯，后来在美国出版了《中国的战歌》一书，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好的战地报道。一九四0年九月，由于健康上的原因，她离开中国去香港休养。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后，她返回美国，先是住在西部加利福尼亚州，从事关于中国的写作、讲演和辩论，为中国募集救济战灾的捐款。四十年代中期，她移居纽约附近的耶德庄，着手《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写作。一九四九年二月,在美国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的狂暴里，史沫特莱蒙受了不白之冤——美国陆军当局宣布她是“苏联间谍”。这样，史沫特莱在耶德庄的相对安定的生活中断了。她不得不和猖獗一时的麦卡锡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终于迫使陆军当局撤销了对她的诬陷。就在这一年的八月，美国克诺夫出版社（它和史沫特莱曾经签订过《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出版合同）突然向史沫特莱提出，说她在书稿中对中国革命的见解是教条的，强迫她进行修改并加进反共的内容，遭到她的断然拒绝。
　　一九四九年十月，她从广播里收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激动万分。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不可能给她到中国来的护照，史沫特莱决定取道欧洲来华。
　　一九四九年深秋，在反共的狂热席卷美国的时候，她悄然离开自己的祖国，来到多雾的伦敦，寄居在她的老友希尔达·赛尔汶—克拉克家中。这时，她患着严重的胃病，身体很弱，但仍孜孜不倦地从事《伟大的道路》一书的修订工作。当时，英国政府虽然已经给予新中国以外交上的承认，但两国还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出于对新中国的热爱，她经常出席伦敦中国学生会举办的各种活动。在这短短半年时间（不幸这也是她生命的最后时刻）的接触过程中，她的坚韧、诚挚和爽朗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周末的晚上，她约我去吃她亲手做的中国莱。当我去到希尔达家的时候，几位英国和澳大利亚朋友已经在座。史沫特莱兴高采烈地教大家跳美国西部的土风舞。晚饭后，史沫特莱的情绪似乎特别好。那时正是数九寒天，希尔达客厅的壁炉里火光熊熊，更添加了友谊的温暖。她滔滔不绝地谈着关于中国的事，旁人几乎没有插话的佘地。坐在我身边的一位英国朋友说，“她是这样不可救药地热爱中国！”史沫特莱无疑是很欣赏.这个风趣的评论的。
　　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她这样向往着中国呢？那天晚上，史谏特莱的一段讲话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是一个美国人，但我是忠于中国的，”她的声音有些激动，“也许你们会感到奇怪吧！是的，让我告诉你们，我到过很多很多国家，但无论到哪儿，我总归是一个外国人；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不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不知是什么缘故，在那儿，我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间的一个，我仿佛已经生根在那块土地上了。中国人是非常善良的人民。他们的俭朴、勤劳和勇敢，他们的亳无虚饰的真挚的友情，以及他们的领导人的动人的个性、智慧和远见，……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不能不对中国产生深厚的感情，有一天，我终究是要回到中国去的。”
　　史沫特莱的燃烧着希望的眼晴瞩望着我，“你是我们中间唯一的中国朋友，你真是幸运。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们的大使到伦敦来——什么时候呢？只要他来到，我将申请归化为中国人。……倘若有一天我终竟能成为中国籍的公民，将是一生中最大的荣耀！”
　　史沫特莱就是这样象热爱自己的祖国一样热爱新中国。一九五〇年三月以后，她的健康情况日益恶化，靠牛奶维持生命，但她仍不肯中断《伟大的道路》书稿的修订工作。四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她的信，让我尽早到她住处去。没想到只是半个月不见，她突然消痩下来，脸色灰白，声音略带嘶哑。她告诉我说，她即将去牛津医院动胃切除的手术；虽然医生早就让她住院，但由于朱德传记尚未修订完毕，她不能去接受手术，因为也有可能在手术后就“没有机会再写下去了”。她满怀希望地说，“如果手术成功，我将立即到中国去，和中国同志一起战斗。”不过，这时她好象已预感到死亡的威胁，在她和我握手告别的时候，她又补充了一句，“如果手术失败，这就是永别了。”我第一次看到这位始终象一团火似的史沬特莱，脸上出现了伤感的表情。万万没有想到，她的话不幸成为事实，这一次的会见竟成为最后的诀别。
　　一九五〇年五月六日，希尔达的电报给我带来噩耗，史沫特莱在牛津因胃癌手术不治逝世，她的遗嘱是把骨灰埋在中国，遗物交给朱总司令处理。’
　　距离史沫特莱逝世半年多以前，她在美国曾经给朱德同志写信，表示了她重返中国的强烈愿望。她满怀激情地写道：
　　“……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象老样子那样了。我活到亲眼看见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能够这样讲的人是不多的。……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见本书附录）
　　史沫特莱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遵照她的遗嘱，一九五一年五月六日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她的骨灰在北京安葬。走进八宝山烈士公墓，人们可以在陵园西侧看到史沫特莱墓前竖立着的一块大理石的墓碑，碑上镌刻着朱德同志亲笔书写的金色的题词：“中国人民之友  美国革命作家  史沫特莱女士之墓。”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一九六〇年在北京接见阔别二十年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时，他的笫一句话就是向史沫特莱和罗斯福表示深切悼念。（见埃德加·斯诺：《大河彼岸》，英文版，第七十七页）
　　时光流逝，这两位老人今天都已长眠地下。一个是正当花甲之年，在笫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的年代里，在反共的麦卡锡主义迫害下积愤成疾，不治而终；一个是在九十岁的高龄，当“四害”的淫威涂炭中国大地的时侯含恨离去。但一切反革命的势力终竟不能长久，历史总要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前进。如今，麦卡锡主义早已被美国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四人帮”也被中国人民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当本书出版的时候，中美两国已经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隔着太平洋相望的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伟大的美国人民被人为地分隔开来的历史错误，终于得到了纠正,人类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朱德和史沫特莱黄泉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
　　史沫特莱的这本传记着作，有它独特的风格。作者把自己置身于书中，并以她非常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栩栩如生的形象。为了在涉及历史年月、事件和人物诸方面求得尽可能准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同志做了必要的注释；此外，北京图书馆李希泌同志在这方面也提供了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当然，这本书是在三十年前由一位外国朋友写的，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不能要求它在史料的取舍、人物与事件的评价上，都能恰如其分。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史沫特莱写作本书的过程，以及她对我国的深厚感情，中译本把朱德同志和史沫特莱之间在四十年代末期的来往信函三件，及日本女作家石垣绫子《回忆史沫特莱写〈伟大的道路〉的时候》一文作为附录，选入本书。
　　鲁迅说过,“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的死掉了。”中国人民敬爱的朱德同志和他的传记作者史沫特莱的英名，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
　　胡其安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
　　中美建交之日

　　原出版者序言

　　当代的历史学家特别容易犯错误。他们不但苦于得不到同问题有关的各种实际情况，而且在事件的变化多端的过程中，也很难了解事实的真相。不过，现在已经可以很有把握地指出，一九四九年的中国革命，是二十世纪的重要转折点之一，它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可以与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击败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它即或不是决定性地，也是深远地影响了世界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两股力量之间的均势。它对于在亚洲的帝国主义，或许连同在非洲的帝国主义，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它确切显示，在一个经济落后，只有规模很小的现代工业基地和城市无产阶级的国家里，也可以成功地进行社会革命。
　　生活本身，总要比任何理论（不论它是如何微妙与复杂〉更为丰富多彩。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黑格尔学派的人。很清楚，中国革命不能局限在人们所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之内，但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说，“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马克思的说法不容易对口。”不过，他们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继续发展到一个更有伸缩性和更高的水平，它联系并反映了中国革命的严峻的现实，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我们无须等待未来历史学家的判断，就可以断言，就中国问题来说，中国共产党人比起他们的外国良师益友，不论是俄,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或英国人，都是更为高明的马克思主义者。帝国主义的一种荒谬的遗产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由于帝国主义的影响，人们相信一切外国的东西都是好的，中国共产党人也不免因相信外国共产党人的建议而犯镨误，并为此付出了代价。当然，外国共产党人对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其中的一些错误，例如在一九二七年上海和汉口发生反革命事件前夕的错误，以及在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时的错误，招致了严重的损失和伤亡，其后果几乎等于自杀。但车轮还是要向前转动的，中国共产党人彻底认识了过去的错误，在夺取政杈过程中对于外国建议和援助的依赖，要比国民党在丢失政权过程中对于外国建议和援助的依赖少得多。这里也就无须把这一点教训再向各地的进步人士，不论是工业先进但经常是政治上落后的国家里的进步人士，或是仍在为民族解放而进行斗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的进步人士，特别指出了。
　　当代历史学家容易犯错误这一事实，并不能减轻他们对当前一代或对后世所应负的责任。正如中国革命的进程一样，美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有着非常大的起伏。直到今天，关于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背景和进程，还没有一本比较全面和可靠的英文书籍出现，这很可悲，但它是事实。然而，在那灾难深重的年代里，千百万中国人民笫一次为了铸造自己的生命而开展的积极行动，其吸引人的程度，所充满的戏剧情节，以及所包含的历史意义，和一七八九——一七九三年的法国革命相比，也亳无逊色。西方许多论证中国革命史的着述，往往掺杂了很多关于俄国共产噍的历史事实’甚至这两方面的材料，几乎占了同等的篇幅。它们对于这些材料的观察，和老中国通看中国一样，也受到欧洲中心论同样性质的局限，尽管程度有所不同。除此之外，直到今天，许多西方人士还仰仗马尔罗的《人类的命运》一书，来探索他们对大革命的看法。不论这本书有怎样的文学价值（亳无疑问，价值很大〉，《人类的命运》主要是写外国人在中国、甚至是只限于通商港口的中国的故事，更加应当栺出的是，年份和日期亳不可靠。无论怎么说，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绝不会依仗《双城记》或《在渴望中的神明》来寻找自己对法国革命的看法。
　　到了三十年代，有关中国的现代历史作品开始比较可信了。一批美国人写出了或是直接报道中国，或是以中国为主要背景的优秀作品，虽然我们必须承认，除了一两个人属于例外，作者里面并没有职业历史学家，而且这股潮流最近也逐渐衰竭了。这些杰出的作品，首先令人想到的，有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了世界》，《史迪威日记》和卡尔逊的《中国军队》一这里不想把书单全部列举出来。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着作在这一类的书单上应当名列前茅。总的来说，它们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一个可宝责的贡献。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既无魄力，又不渊博，只有历史好奇心”。正是由于她的纯朴的历史好奇心，足以使她自己与中国革命休戚相关，并且一同成长起来。
　　她在《大地的女儿》和《中国的战歌》两书中，曾经向我们介绍了她本人的一些背景。她于一八九三年①生于密苏里州北部一个村子里。当她年龄还很小时，全家搬到了科罗拉多州一个洛克菲勒公司的矿区，随着在那里的生活体验，她产生了对资本主夕的仇恨。
　　她这一生一直是积极的女权运动者。在她的着作中，最感人的章节，莫过于《中国在反击》一书中所描述的她对于一九三七年冬夭朱德拒绝让她前往八路军五台山抗日前线的反应。伊万斯·韦尔逊的日记写下了现场目击的客观记录，值得在这里全文引用：
　　我把我上前线的事告诉了艾格尼丝，今天下午四点钟（我们通常都是在这个时间）吃晚饭时，艾格尼丝向朱德要求，准许她同我一起去五台山。朱德和任弼时都不同意。他们提出了各种原因，说凡是上前线去的人都要准备放枪。
　　“我也放枪！”艾格尼丝说。“我是在西部长大的。”“可你是一个妇女，”他们反对。
　　好家伙，这句话引起了艾格尼丝的愤怒。她把一肚子火都冲他们发出来了。
　　“我并不是因为想要当妇女才成为妇女的，”她说。接着脑筋一转，又抛出一句辛辣的讽刺话来：“是上帝把我造成这个样子的！”
　　好，这句话引起哄堂大笑，因为，他们当然都是无神论者。②
　　不过，她与那些没有社会意识的女权运动者不同，她并不屑于从女权主义开辟事业。这一名“大地的女儿”，是工人阶级的哈里特·史托③、弗罗伦斯·南丁格尔④连同苏珊·安东尼⑤的混合体。就在她全力弥补儿时所缺陷的教育时（她甚至没有读完小学），就与纽约市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有了接触，投入印度独立运动。由于这事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而且她全心全意地进行工作，因而被关进监狱的单人牢房中。英国人指控她是德国间谍，其荒谬之处，一如日本警察在三十年后指控她是中国共产党间谍一样。事实上，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从来不是一名共产党员。她在《中国的战歌》中写道：“我多年来以同情的心情听取共产党人的意见，后来在中国的岁月里，我给了他们以积极的支持，但是我绝不能把我的思想和生命毫无疑问地交给他们的领导人支配。我从不认为我有过人的聪明，但是我绝不能只成为一个工具，交到那些相信只有他们才拥有一把、而且是唯一的一把打开真理之门的钥匙的人的手中。”
　　人们从她的着作中很容易发现，她的信念和行动并不是复杂的推理过程的产物。她愿意从心所愿，她个人的政治分析和判断有时固然也是天真质朴的，但她的阶级本能（据列宁说，阶级本能是政治智慧的开始而非结束），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使她站到正确的立场上。
　　她在德国的八年，都用于学习德文、研究印度历史和中国民族主义，并且教授英文以维持生活。虽然大部分精力都已经为个人事耷而消耗殆尽，她还是找出时间来协助组织德国笫一个国家经办的节育诊疗所，并参加在德国的印度和中国居民的政治生活。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在一九二八年年底第一次前往中国。（人们不要因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这两名报道中国的杰出美国新闻记者，曾多年为德国和英国报纸所雇用而产生偏见。）中国人民从没有比她更好的美国朋友。“我一直忘掉了我并不是一个中国人”，这句话并不单纯是文学抒情，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朴素感情。
　　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有独特之处。她在哈尔滨街头看见一名警察脚踢苦力，便对她的翻译说，“这是中世纪”，这句话与端尼的更加审慎的判断，在实质上并没有很大不同。她旅行南下，把上诲作为活动基地，成为中国伟大作家鲁迅和现任作家协会主席茅盾的亲密朋友。她面对着人身攻击的威胁以及无数次的恫吓而不为所动，毫无畏惧地报道日本的侵略行径和国民党的恐怖行动。她的最出名的成就之一，是她设法使中国女作家丁玲在被蓝衣社特务绑架之后获释出狱。她的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和早期书籍，对美国有关远东问题的大量书籍斯提供的陈词滥调作出了急需的纠正，这些陈词滥调总是说，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一九二七年至中日战争爆发的一九三七年的十年间，国民党中国一直在取得社会和经济进步。《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是介绍红军和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成长的最早的英文书籍之一，它至今依然是一部生动的和富有人情味的文献。
　　艾格尼丝·史洙特莱的体质一向不好，而且动辄过分消耗精力。她的健康在一九三三年垮了，花了大约一年时间在苏联疗养。但是她不能远离中国。她在一九三四年，经过十五年的阔别之后，重访美国，发现它“象是一座奇特的星球”。她也无法耐下心去长住苏联，本来，她在那里可以使用她的作品的翻译版税舒舒服服地过日子，而且那里的“生活……比起中国来实在自由和舒服得多”。她的身体还远远没有复原，就回到中国，但不久就接受了劝告，在西安休养。那里的气候’，就身体健康来说，而且，到一九三六年年底时就政治来说，要比上海更为宜人。因此，她在西安事变时等于坐在现场的观众席上，那次事件可以说是近年来最奇异复杂和曲折多变的事件之一。不过事件的本身也很简单，不会使人茫无头绪。蒋介石要消灭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要求抵抗日本侵略者——只好牺牲一些亊情作为代价。
　　这就牵连到艾格尼丝·史沫特茉，她在西安成为轻微的受害者之一。她被一名蓝衣社官员跟踪，被动辄开枪的士兵们拦截。但是她象在她以前的拉纳·普洛美一样，不为这种个人灾难所动。不用说，她在国民党政府眼中，是一名“不受欢迎的人物”。在一九三七年年初，由于政府军开向西安，她便设法找到一个机会去延安住了一些时候，在那里，她会见了许多中囯共产党领导人。她发现朱德的性格特别可爱，决定写他的传记。一九三七年三月，她开始与他进行经常性的谈话，以便为《伟大的道路》准备素材。
　　这些谈话一直没有结束。中日战争于七月爆发，朱德必须离开延安上前线去。史沫特莱女士虽然患有慢性胃溃疡，而且后背曾有重伤，还是遍访了各处后方医院，并且在临近一九三七年年底时，亲眼看到朱德在山西战场的活动。一九三八年大部分时问，她是在汉口度过的，她在那里参加了争取协助中国军队和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医疗援助运动。美国给日本提供的军备规模之大使她感到吃惊，她是企图唤起世界舆论反对这种令人厌恶的死亡资助的少数人之一。她还协助八路军和其他军队物色外国医生，包括诺尔曼·白求恩和一批印度医生以及流亡在外的欧洲医生。^
　　她在一九三八年汉口陷落前不久离开那里，一直不辞劳累地与军队在前线一同进退，不懈地视察它们的医院。她以新四军为题材所写的报告文学是卓越的。她所写的小鬼沈国华的故事（沈国华是暴风游击队派给她的勤务兵，这支游击队的司令员就是北京人民政府的财政部长李先念），被海明威收录在他的以《最终的胜利之后》为题的战争文学选集中。她最锺爱的颂词，大概是国华在一个居民从未见过外国人的小镇上关于她的介绍：
　　“她是个妇女，是我们的美国朋友！她为我们救死扶伤。在丁家镇，她发现了一名伤兵；她亲自喂他吃东西，给他洗澡。她甚至帮他解手。”“你们看看她那只绑着绷带的手！”他拉着我的手让大家看。“她给一名伤兵洗澡，端起一锅开水时，烫成这个样子。她等于是我的生身父母。你们谁要是有病，她准给治好。”，
　　只是到了身体必须住院疗养时，她才同意前往香港，在那里，她不久就恢复了宣传活动，而不理当地的繁文缛节。
　　艾格尼丝·史沬特莱的火热的心吸引了各式各样的人。她与宋庆龄、伊万斯·卡尔逊和史迪威将军的友情是很容易为人理解的，但是她的圈子还包栝了窦恩·鲍威尔少校（现为将军），一批在中国的美国记者，在香港的英国情报部代表麦道轲，和英国驻华大使寇尔爵士。寇尔是苏格兰小地主，知识分子，卓越外交官，极通人情。他在重庆那样困难的环境里，工作做得很好。很难判断他为什么从重庆调到莫斯科去，在那里，他的特殊才能毫无用武之地。外交部门总是使用神秘方法去创造奇迹。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一九四一年一月发生的新四军亊件，使得中国国内情势突趋恶化，内战危机高涨。回到国民党统治区，在戴笠特务手下被监视得不能动弹，是史沫特莱女士那种性格的人所无法忍受的。因此，她在一九四一年夏天，决定回到美国，她在美国所写的《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如实地把广西将领锺毅的证言介绍出来：“告诉你的同胞……告诉你的同胞。”一九四五年以后，她渴望重回中国，但是由于内战爆发，她的行期只得展延。她希望恢复自一九三七年中断的与朱德的谈话。可是事与愿违。一场无法医治的疾病延长了她在英国的停留，一九五〇年年初在那里逝世，那地方既非她的故乡，也非她过去二十年中忠心耿耿为其事业尽力的那个国度。
　　很不幸，她的日趋孱弱的健康使得她无法对她的《伟大的道路》原稿进行大量工作。她所遗留下来的都是初稿，而她本来是打算重写并加以补充的。读者会发现，自一九三一年国民党第二次围剿至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这段时间，在本书是一个空白，而且，一九三七年年底（那时她已经不再见到朱德，虽然继续接到他的信件）以后的故事，显得很单薄，实在只是一段初步的描绘。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她的重回中国计划终于未能实现。此外，如果对一九三七年以后的事详加叙述，则必须包括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概述，中日战争和国内战争的起伏，人民解放军获得胜利之前美国在中国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是因为，一九三七年以后的朱德的生平，与这出逐渐展开的民族戏剧是分不开的。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远远的超过了她的原来打算，而且只能够在更适当的条件之下才能实现。
　　一九三一——一九三四年的空白比较难以理解。史沫特莱女士在《中国的战歌》里写明，自一九三七年三月到七月初，她曾经记录下一九三四年以前朱德的生平，而且在临上前线之时，收藏好了这些记录。照此推断，如果不是记录一九三一——一九三四年的笔记本后来失掉了，就是她甚至一直没有机会根据这些记录写出初稿。前者的可能性似乎大一些，因为在此书中，她对于长征曾有很动人的详细描绘。也许她的作品管理人……
　　注释：
　　①据美国史学家麦金农考证，史沫特莱的出生年代应为一八九0年。——校注
　　②见迈克“布兰克福特：《大老美》，波士顿一九四七年版，第二〇九页。
　　③哈里特·史托（一八一一——一八九六），美国小说家，人道主义者。她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激起美国人民对黑奴制的憎恨，对美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影响。——校注
　　④弗罗伦斯·南丁格尔（一八二〇——九一〇），英国女护士，现代护理制度的创始人，终身从事伤病员的护理工作。一八五四年，克里木战争时期，她组织了四十八名女护士到战场去救死扶伤，一寸成为战场上传奇式的人物。一一校注
　　⑤苏珊·安东尼（一八二〇——一九〇六）^美国女权运动的领袖，从十七岁起，从事妇女参政运动。——校注

　　目录
　　中译本校者序言
　　原出版者序言
　　序曲
　　第一篇  道路的起点
　　第一章（8）
　　第二章（21）
　　第三章（41）
　　笫四章（61）
　　第二篇  走向革命之路
　　第五章（72）
　　第六章（82）
　　第七章（96）
　　第八章（112）
　　第三篇  灾难深重
　　笫九章（123）
　　第十章（139）
　　第十一章（147）
　　第十二章（156）
　　第四篇  探索
　　第十三章（167）
　　第十四章（177）
　　第五篇  在大革命的岁月里
　　第十五章（106）
　　第十六章（213）
　　第六篇  土地革命开始
　　第十七章（228）
　　第十八章（235）
　　第十九章（244）
　　第二十章（251）
　　第二十一章（263）
　　第二十二章（275）
　　第七篇  《上杭之歌》
　　第二十三章（285）
　　第二十四章（305）
　　第二十五章（319）
　　第八篇  反围剿
　　第二十六章（329）
　　第二十七章（337）
　　第二十八章（343）
　　第九篇  长征
　　第二十九章（353）
　　第三十章（365）
　　第三十一章（372）
　　第三十二章（389）
　　第十篇  历史重演
　　第三十三章（404）
　　第三十四章（413）
　　第三十五章（427）
　　第十一篇  “我们的秘密武器”
　　第三十六章（442）
　　第三十七章（457）
　　第三十八章（463）
　　第三十九章（468）
　　第十二篇  “伟大的道路”
　　第四十章（472）
　　第四十一章（479）
　　第四十二章（489）
　　第四十三章（498）
　　第四十四章（505）
　　附录
　　朱德总司令致艾·史沫特莱女士的信（516）
　　史沫特莱女士致朱德总司令的信（519）
　　史沫特莱女士致朱德总司令的信（523）
　　回忆史沫特莱写《伟大的道路》的时候〔日〕石垣绫子（534）

　　序曲

　　这本书记载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六十岁以前的生平。我写这本书虽然得到朱将军的同意，却不能认为它是正式的传记。时间、地理的距离和他作为震撼着全世界的中国革命事业主要领导人之一所负担的工作，使得他无法对这本书中所涉及的事实与说明作一次最后的核实。
　　我最初打算写这本书，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刚到中国西北古城延安的时候。那时，百炼成钢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支配这支军队命运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刚刚以延安为根据地。我到延安以前，曾经在中国居住过七年之久，在这七年里，南京政府方面的报纸曾用“赤匪头子”、“共匪”、杀人犯、强盗、放火犯等各式各样的名称来称呼朱将军，国内和国外的外文报纸也吠影吠声。可是它们从来也不打算说明，为什么有几百万、几千万正直而勤劳的农民和工人，以及满怀理想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乐于为他所推行的亊业而斗争或牺牲。
　　围绕着他的名字，人们编织着上千种传说。因此，初到延安时，我以为见到的将是一个坚强英勇，脾气暴躁的人物，其滔滔不绝的论断几乎可以使森林燃烧的钢铁般的革命者。抱着这种好奇心，我和两位朋友在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便前往他的司令部，踏进了他的屋子。
　　最先映入眼帘的，乃是一张在蜡烛光映照下，堆满了书籍、文件和信件，未经油漆的桌子，和一个因为我们进去而站立起来、身穿蓝灰色棉制服的人的朦胧身影。
　　双方对面而立，先互相打量一番。我原知道他当时是五十一岁，不过，当面看来，脸上皱纹很深，双颊下陷，至少见老了十岁。那时，正是史诗般的红军长征刚刚结束，营养失调和苦难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烙印。
　　身高大概是五英尺八英寸。既不丑陋，也不漂亮；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觉。圆头，剪得短短的黑发间杂着白发，前额很宽，而且略微隆起，颊骨也颇突出。一对有力的上下颚，衬着大嘴，在堆满欢迎的笑容时，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鼻子宽短，面色黝黑。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忽略过去。
　　人们早就对我说过，他是一位单纯、亲切、平易近人的人，他努力工作，丝亳没有使自己成为个人英雄的兴趣。这些人的介绍都是正确的，不过，“单纯”这字眼需要稍加保留才显得真实。他那双打量我的眸子，注意力非常之深，很富观察力。中国人的眼睛大都是黑色，他的眼晴却很深，而且是淡褐色，大大的一对，闪烁着智慧和判断力。我想，象这样一位有着多年苦痛的经历的革命指导者，既然能够生存下来，就不可能非常单纯。
　　我在这一瞬间，有了这样一种感觉：不论从他的哪一部分来看——从声音，动作，以至他的每一个脚步，都充满了大丈夫气魄。我对屋里的阴暗光线稍能适应后，发现他的制服因为常年穿着，洗得巳经破旧褪色。而且，我注意到，他的脸并非没有表情，而是蕴藏在心头的感情强烈地在脸上显现出来。
　　我在这时候想起了关于他的各种传说，便笑着向他提起关于称他为“土匪”的说法，以为他会象我一样，一笑置之。然而，他不但没有笑，反而突然默默垂下了头，眼晴直视地面。他的脸，犹如悲剧中的人物，痛苦而呆滞。就在这一瞬间，我捕捉到了一种深沉的悲戚感情，这大概是不轻易在朋友和同志们面前流露的。因此，不知底蕴的人，才传出了他永远是一个乐天派的传说。但是，这一瞬间转眼就过去了，他扬起头来，直视着我说：
　　“土匪问题是个阶级问题。”
　　我想起了美国西部民歌中的一句歌词：“有人持枪行劫，也有人持笔抢人。”但是，我并没有把它说出来，而是立刻把话题转到他的一生，提出了许多问题。对于其中的一个问题，他作了订正：他的出身并不是富有的地主，而是四川省一户贫农家庭①。后来我才知道，很少人或者根本没有人了解他的一生，更没有人有时间坐下来把他或其他人的生平写成书籍。
　　就在他谈着话的时候，我打定了写一本他的传记的主意，因此，当他问我愿意在延安做些什么事时，我回答说：
　　“我希望你把这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为什么呢？”他惊讶地问道。我回答说：
　　“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我的生平只是中国农民和士兵生平的一小部分，”他说，“等一等，你各处走走，和别人见见面，再作决定吧！”
　　我听从了他的劝告，果然会到了许多比朱将军还有戏剧性的人物一一他们的生平足可作为大型文学作品的素材。但是，中国的农民并不是戏剧性的，我还是坚持原方案，一九三七年三月，我们开始了工作。
　　每星期两晚或三晚会在一起，由我记录朱将军的谈话。几个星期、几个月转眼过去，有时我自己对工作也失掉了信心。他当年出身于卑微的文盲家庭，没有信件、书籍、文件或日记可供参考。他不能把时间日子记得准确，在他四十岁以前，社会对他几乎没有什么记录。他是个百事交加的忙人，而且似乎一直认为幼年时期的事无关紧要。中国的家庭生活、他的戎马生涯以及最重要的是共产党的纪律和生活，将他融化成一个集体主义者。因此很难判断，作为个人，他曾经是怎样思想和行动的，而从何处开始，他和自己的过去决裂，走向革命。
　　我们这份有关他的生平的记录正写到一半的时候，抗日战争开始了，他动身到前线去。我因此将这份材料放到一边，不久也上了前线，这不只是为了另写一本书，也是要尽可能在行动中对他进行观察。因此，我得以在工作中，在球场上，以及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对他观察了一年之久。
　　我们且不说他所负担的各种各样军事的、政治的工作，单是象他那样执着于生活，而又有民主作风的人，我过去就从未见到过。人类生活的各方面似乎没有哪一方面是他不愿探索和了解的。在延安的时候，他除了在一定的工作时间里同我在一起之外，有时，我和其他的朋友们在院子里哂太阳、喝茶，他也经常出现，一起吃花生、讲故事、唱歌，以及他最喜欢说的口头禅：“吹一吹”。
　　在这友好欢乐的悠闲时刻里，我经常遨大家排成一队，教他们跳弗吉尼亚土风舞。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朱将军参加，他和舞伴们旋舞起来，而且按着一、二、三的拍子，好象刚参加阅兵式的新兵一样，踢得尘土飞扬。我把自己所知的土风舞倾囊相授后，他要求我教西方式的交际舞，我也教了。
　　他跳舞和他工作一样，孜孜不倦，似乎觉得这也是打破旧中国封建传统的方法之一。虽然很喜欢跳，可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象他的下属贺龙将军那样，没有那种与生俱来的名跳舞家的才华。
　　为了不放过从各方面认识朱将军，我有时发现他到红军大学——后来改名为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去讲演，有时在那所大学看到他和学生们一起打篮球。后来在前线，我也经常坐在白线外边，好象体育评论员一样，看他和参谋人员组成一队，与司令部的卫兵们赛球。朱将军还时常感叹似地摇摇头，说年轻的士兵们嫌他球技差，不愿他参加他们那一边。
　　他既喜欢戏剧，又喜欢唱歌，不论是在延安还是在前线，只有必要的工作才能迫使他放弃欣赏演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到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曾公开放映电影，他几乎每场都到，不时为阿波德和考斯提洛②的表演纵声大笑，椐说，他们两个的表演很象中国传统的相声和滑稽戏。
　　笫一天他和我一起工作的时候，于黄昏时分，我和我的中文教师兼秘书和翻译、而原来是女演员的章莉莉，在我住的黄土窑洞前面的平台上等他。莉莉的工作是在每逢我的中文水平不能够理解得清楚时，或是朱将军和我用一部分德文也不能传达意思时——这种情况时时出现——便由她从中翻译。我们一边等人，一边俯瞰着眼前山谷中的小城延安、，延水在古老的城墙那边缓缓流过，对岸，在黄土的断崖上，耸立着一座高塔，再望过去就是一片平川坝子，延水经此东流，注入号称为“中国的忧患”的黄河。那一块平川坝子，曾经是练兵场，将来要变成机场，最近还作过一次赛马场。那是因为有一队骑术高超、身体强壮的蒙族人策马南来与红军开会，朱将军为此向妇女和姑娘提出警告式建议，不要过于露面，还要保持端庄，免得让客人误解了欢迎之意。
　　但是妇女和姑娘们，连我也在内，都涌到坝子上去看蒙族人和红军骑兵赛马，看到蒙族骑手们催马疾驰，在马鞍上把上身向后直伸，直到整个身体完全躺在马背上，真是令人惊佩。一位红军骑手向我借去朱将军赠给我的飞快的矮种小马，出场竞赛。我和莉莉一边看着这头很象阿拉伯军马的小马落在那头鬃毛飞扬、马尾长长、坦克一样的蒙古马后面，一边喊得声音都嘶哑了。这些蒙族人现在巳经回到内蒙，还有红军的军事和政治顾问随行。抗日战争正在准备着，革命的波涛也在拍击内蒙古了。
　　朱将军是个绝对守时的人，到了约定时间，就看到他从下面山谷的小城中走来。在他质朴身影的后面，有卫兵随行，他不时回过头去，大概是在讲话。他的腰板稍稍前倾，脚步象打气筒一样向前移动，他就是用这样的步伐踏破了中国几千几万英里的大道和小路。登上黄土断崖时，他咳嗽了两声，那是在通过西康的终年积雪的大山时患上了支气管炎，当时还未痊愈。他停住一次脚步，一边指着延水流过的山各，一边与腰佩手枪的卫兵谈论。山谷间要建立起一座水坝，拦阻洪水，进行灌溉，还可以在光秃的小丘及山谷间植树。他们的谈话声传到我的耳际了。他的稍见低沉而沙哑的声音里，混杂着身旁那名高大英俊的卫兵的高亢谈笑声。在我看来，这次中国大革命，使中国的三代人都卷入了漩涡——朱将军是一代，卫兵是一代，还有更年轻的十几岁的青年们又是一代。
　　朱将军和年轻的卫兵上了小山来到我们的平台了。与我们同住在这块平台上的农民一家，听到他的声音，立刻飞跑出来，亲亲热热地给他以农民对农民的欢迎。他也走到全家中间，拍拍孩子的脑袋，又从母亲的手里接过婴儿高高举起，和婴儿一齐笑起来。
　　就在这种气氛中，这样的环境里，这本书开始了。

　　注释：
　　①应为佃农家庭。——校注
　　②即高脚七和矮冬瓜。——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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