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可凡谈李敖和余光中︱你不要理睬弄堂里那些流鼻涕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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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18日，作家李敖在台湾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本文原载2008年11月16日出版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现重刊，纪念李敖先生。

李敖

2005年盛夏，我率《可凡倾听》摄制组专门飞赴成都，和流沙河先生做访问。

流沙河先生的家与大悲寺相毗邻。当年，杜甫因“安史之乱”逃难至成都，便先在大悲寺落脚歇息。虽说老建筑早已荡然无存，但终归还是有那么一点古雅气息。

说起流沙河，人们自然会想起上世纪五十年代那篇《草木篇》，这首诗其实只是以白杨、藤、仙人掌、梅和毒菌为赋，表达诗人爱憎的心情，现在看来平平常常，但那时却掀起轩然大波，被认定为“大毒草”。最高领袖甚至还在《草木篇》空白处写下颇有分量的批语：“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于是流沙河被打入冷宫，只得以做木匠活糊口度日。后来，毛主席又在北戴河一次会议上提及流沙河，讲话大意是“下海总要呛几口水。了不起就沉下去嘛！原来有两个人沉下去，但刘绍棠不是已经起来了吗？流沙河还沉在水里。”总之，那时的流沙河可算是“恶名远扬”。对此，写过《死水微澜》的作家李劼人大为不解，他认为像《草木篇》那样拟人化的诗作古今中外数不胜数，流沙河何以凭这样的诗出名？最后，他哀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如今的流沙河远离尘嚣，闭门谢客，蜗居在一幢简陋的公房内，吟诗作文，怡然自得。

余光中的《乡愁》家喻户晓，最早将余光中诗歌引进内地的，就是流沙河，我们的谈话便由此衍伸开来。说起余光中，流沙河的语调不紧不慢，“1981年初秋，差旅东行。列车长途，不可闲度，终于在酷暑与喧噪里读了余光中等数位台湾诗人的作品，真是满心欢喜。特别是余光中的《当我死时》《飞将军》《海祭》等诗最使我震动。读余光中的诗，就会想起孔子见老聃时所说的话‘吾乃今于是乎见龙’”。之后，流沙河又在《湿湿》诗刊撰长文介绍余诗。流沙河还到处开设讲座，专题分析余光中《乡愁》《所罗门以外》《等你，在雨中》《唐马》等诗作的艺术成就。“余光中诗不但可读，且读之而津津有味；不但可讲，且讲之而振振有辞。讲余光中我上了瘾，有请必到。千人讲座十次以上，每次至少讲两小时，兴奋着魔，不能自已，为此还闹出不少笑话。”原来，流沙河本名余勋坦，大哥叫余光远，因此，有读者误以为余光中是他二哥，而且根据推算家中还该有个三哥余光近。这样，远、中、近就排齐了。而那时，流沙河和余光中根本还不认识，连面都未见过。

1982年，余光中给流沙河写信，信中说：“东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声，就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光中先生曾在四川度过抗战岁月，自称为‘川娃儿’）。”四年后，余光中在《蟋蟀吟》表达了相同的故国之思：“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受到心灵触动，流沙河写了《就是那一只蟋蟀》作为回应，发表在香港《文汇报》。然而，朋友间的酬唱之作，竟被人嘲谑为“蟋蟀抗战”，说到此处，连流沙河先生自己也忍不住开怀大笑。

对于李敖在电视上公开批评余光中，流沙河颇不以为然：“李敖骂余光中那档节目我看了，感到非常诧异。他拿出余的一首诗，才念了三行，就说余诗文理不通，句法不通，认为这是骗子诗。这完全是两码事。即便句子不通，顶多也是语法问题，与品德无关。倒是李敖自己对《诗经》的解释是大言欺人。”流沙河在这里指的是李敖对《诗经》中“女曰观乎，士曰既且”的解读。李敖认为这是写男女苟合，“观”就是“欢”，是做爱的意思，“女曰观乎”翻译成白话便是女的央求男的做爱；而“士曰既且”中的“且”，则指男性生殖器，作为动词用，指男性性行为，“既且”就是已经做过了。“这个说法毫无道理，因为《诗经》中的‘观’，观察的‘观’，有十二种解释，但没有证据证明‘观’可以和‘欢’通用，而且也没有理由认定‘欢’就是做爱。因此，李敖的这种说法只能蒙骗那些没有读过《诗经》的人。但是我读过，我读《诗经》时，李敖还是小学生，连《百家姓》都还没读。他懂什么？”说话时，流沙河眉宇间流露不屑的神情。

至于余光中和李敖，他们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交往，虽谈不上热络，倒也相安无事，而且两人在文学创作上都有一段《文星》期。《文星》是出版人萧孟能、朱婉坚夫妇创办的文学刊物，同时还有同名书店，拥有梁实秋、余光中、林海音、李敖等当时台湾名噪一时的作家，是当时台湾现代主义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余光中曾负责《文星·诗页》的编辑工作，并在“文星”出版了《左手的缪斯》《掌上雨》和《逍遥游》三本散文集以及《莲的联想》和《王陵少年》两本诗集。而李敖登上《文星》舞台后，则以《老年人和棒子》《播种者胡适》和《给读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三篇文章初定乾坤，引世人关注，数年后，还一度出任《文星》主编。李敖一系列思想激进的文章，惹恼了当局。1965年年底《文星》被彻底封杀，得知消息，余光中愤笔写下《黑天使》和《有一只死鸟》两首诗，以表达悲痛和震惊。特别是《黑天使》，有着难言的哀伤和悲壮：“我就是黑天使，我永远/独羽逆航，在雨上，电上/向成人说童话/是白天使们/的职业，我是头颅悬赏/的刺客，来自黑帷以外。”

但，文人终究以卖文为生，因为所有著作遭禁，李敖想到改行去卖牛肉面以维持生计，他给余光中写信，其中有一段说：

下海卖牛肉面，对“思想高阶层”诸公而言，诚是骇份之举，但对于我这种纵观古今兴亡者而言，简直普通又普通。自古以来，不为丑恶现状所容的文人知识人，抱关、击析、贩牛、屠狗、卖浆、引车，乃至磨镜片，摆书摊者，多如杨贵妃的体毛。今日李敖亦入贵妃裤中，岂足怪哉！岂足怪哉……

接着又说：

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宣纸的小折页册，正好可做签名之用。我盼你能在这本小册的前面，写它一两页，题目无非“知识人赞助李敖卖牛肉面启”之类，然后由我找一些为数不多的我佩服的或至少不算讨厌的人士纷纷签它一名，最后挂于牛肉面锅之中，聊示“招徕”。此“启”只负责“赞助”，不负责牛肉面好吃与否或有毒与否，大家尽可安心签署，不必回家抱着老婆吓得睡不着觉也！

接获李敖信函，余光中倚马可待，一挥而就，一篇言辞恳切的赞助信这样写成，全文如下：

近日读报，知道李敖先生有意告别文坛，改行卖牛肉面。果然如此，倒不失为文坛佳话。今之司马相如，不去唐人街洗盘子，却愿留在台湾摆牛肉面摊，逆流而泳，分外可喜。惟李敖先生为了卖牛肉面而告别文坛，仍是一件憾事。李先生才气横溢，笔锋常带情感而咄咄逼人，竟而才未尽而笔欲停。我们赞助他卖牛肉面，但同时又不赞助他卖牛肉面。赞助，是因为他收笔隐市之后，潜心思索，来日解牛之刀，更合桑林之舞；不赞助，是因为我们相信，以他之才，即便操用牛刀，效司马与文君之当垆，也恐怕该是一时的现象。是为赞助。

同样也是出于生存考虑，梁实秋、余光中和林海音等人后来与萧孟能、朱婉坚夫妇商量，既然出版社已关闭，是否能收回他们在“文星”的书，以便这些作品可由其他出版社继续出版。素来爱打抱不平的李敖认为这是忘恩负义之举，对余光中等人多有指责。此举发生近二十年后，李敖受萧孟能太太朱婉坚之托，以违反著作权为由，一纸诉状将余光中告至法庭。从此，两人便很少交往。

在采访余光中先生时，我曾问他为何面对李敖的攻击从不反讦，余先生不无揶揄地说道：“他一直骂我，我则保持沉默，这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我的生活可以没有他。”一席话，说得大家忍俊不禁，“当然，最主要的向我老师梁实秋先生学习，中年以后不接招。”

说到梁实秋，我倒想起余先生早年写过一首名叫《闻梁实秋被骂》的诗。诗是这样写的：

似乎，我看见，在那边的弄堂里

小鼻涕们在呼啸，舞弄玩具刀

幻想那是真正的战役

而自己是武士，是将军

遂有一场很逼真的巷战

以真正的名将为敌，名将

在那边的方场上，孤立而高

赫赫，显显，多顺手的目标

于是，铜像的面目模糊

四方飞来呼啸和泥土

和小鼻涕们胜利的哄笑

但时间

时间的声音是母亲，一一

叫回家去，把小鼻涕。母亲说

不早了，该回家吃晚饭了

留下方场寂静如永恒，泥土落尽

留下铜将和铁马，在夜空下

戴这样高而阔的灿烂如一顶皇冠

这首诗可以说是余光中面对世事纷扰的真实内心写照。

从鲁迅和梁实秋，刘海粟和徐悲鸿，到余光中和李敖，陈逸飞和陈丹青，杨振宁和李振道，世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此起彼伏，外人也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甚至，有时根本也说不出究竟孰对孰错。透过那些表面的嚷嚷声，倒可以瞥见当事人不同的境界和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