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虚实相生 见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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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雨是我跟踪阅读的作家之一。两年多前，我对他的重庆移民三部曲之二《开埠》的评论中赞赏过他“扎根本土，抒写乡愁”的情怀。他自己也多次说过，对重庆这座城市、这片热土是怀着挚爱深情的。这种故乡情结，在其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碑》中表现得更加浓郁。

王雨拥有广博的知识领域。读者或许只知道他是一位小说家，其实他写小说纯属业余，本职工作乃是医学教授、博导，是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在我看来，《碑》的创作就是一个小说作家兼文史馆员对读者的出色奉献。

《碑》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纪实与虚构的有机融合。作品以演绎主人公宁孝原自抗日战争中期至重庆解放大约10年间的人生经历为中心，串联起这一时段重庆政界、军界、商界、金融界、文化界等等方面诸多大小事件。《碑》中人物活动场域遍及大什字、都邮街、十八梯、洪崖洞等等重庆市区的大街小巷。心心咖啡厅、沙利文餐馆等茶楼酒肆，福音堂音乐厅、扬子江舞厅等娱乐场所也出现在作品之中。老重庆人熟悉的许多掌故，诸如张自忠将军带头并强令其部属戒大烟、冯玉祥将军为保护歌乐山林木自任此地的小小保长之类，也被描写得有声有色。这些都是合理出现的，无不体现出作品虚实相生的特色。

评论家胡平在《长篇小说的新格局新面貌》中说：“长篇小说已不再是虚构的一统天下，历史与现实的真实越来越多溶入小说，在幻象的架构中承担着更重要的作用。这不仅由于读者对历史真实生发亲近感，也由于历史真实亟须打捞与抢救。”王雨新作之《碑》正表现出这样的特质。

小说叙述故事，总是靠人物支撑的，写小说就是写人物，《碑》集中笔墨塑造了抗日英雄宁孝原。作为宁氏家族传人，即《开埠》主人公宁承忠的第四代孙，宁孝原突出的思想性格正是宁承忠爱国情怀的承袭与光大。《开埠》以时为夔关监督的宁承忠扣押69艘外国走私货船起笔，表现其爱国御侮精神；《碑》以宁孝原从抗战前线负伤归来开篇，昭示其保家卫国、勇敢无畏的英雄本色。这个宁孝原“从小就喜欢武器”，“对陆海空武器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全民抗战时期考进重庆大学，更当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熏陶。重大毕业后随即参军入伍，先是川军，之后进入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晋升为师参谋长。作为一名赴前线抗日的战将，他与日军肉搏，“日本鬼子的刺刀在他身上留下11道伤口”。这都是其爱国热情与“总感到打仗痛快”的豪爽性格使然。在他心爱的两个女人眼中，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他被降职后，成为冯玉祥的贴身副官，自然受到冯玉祥将军思想、行动的影响。重庆解放后，宁孝原在共产党人黎江的教育感召策动下，终于投入共产党怀抱，成为共产党特意留在党外做民族资本家统战工作的功臣。应该说这种归宿是顺理成章的。

不过，上述种种还仅是宁孝原形象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恰如宁孝原自己所说，他曾是“浪荡公子哥儿一个”。这种“浪荡公子哥儿”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他对倪红、赵雯两个女人的态度上。他深爱倪红，亲手把家传宝物交她保管，并在碑前立誓，“非倪红不娶”。可当他见到姿色比倪红更美更具女人气质的赵雯后，却又一门心思扑到赵雯身上，一心一意要娶赵雯为妻，只想把倪红纳为身边小妾。“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作家的审美创造毕竟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生活。这不仅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真正卓有建树的浪漫主义乃至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亦是如此。

《碑》中艺术形象除了宁孝原，还有倪红、赵雯、涂姐、黎江以及袁哲弘、窦世达等许多虚构人物。他们或为普通群众，或为中共党员，或为国民党特工，或为叛国投敌汉奸，作者的描写，大都超越过去许多文学作品对所谓正、反面人物类型化、脸谱化的简单处理。

一部讲述抗战至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庆故事的小说，以《碑》命名是富含深意的。今日屹立于重庆市中心的“人民解放纪念碑”，体现的是重庆人民、华夏儿女不屈不挠反抗外敌侵略，谋求祖国独立富强、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精神。碑的变迁是绝好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