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研究者将萌日与中华并置为巴黎早期两家高档中餐馆,并径称萌日老板姓萧,是否根据小说,不得而知:“巴黎两家高档中餐馆,一家老板姓萧,设在巴黎第五区豪耶歌拉街7号(7 RUE ROYER-COLLARD),另一家是‘中华饭店’,坐落在巴黎第六区的蒙伯拿丝大道163号(163,BD. MONTPARNASSE)二楼。”(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页)过福祺的《巴黎之中国饭店》(《申报》1929年2月27日第21版)则说萌日与中华,同属一家:“萌日饭店与北京同为通济公司所设,惟地位窄狭,陈设简陋。据外间传述。谓萌日店主系昔日随曾文正出使而留居于是者,不知是否?”但他还说到了另外几家中餐馆,基本上是前此未曾有人道及:“天津饭店四字,在前几无人提及,最近乔迁营业,焕然一新,菜价极廉。但味太逊,能否争雄,殊难逆睹也。此外尚有中华、东方等处,究因无所擅长,遂湮没无闻。最近闻有上海饭店者,正从事布置,欲以资本之雄厚,与北京并争首席,未知能否颉颃耳。”是以,稍后的报道记录中,随即增多了几家中餐馆:“中国饭馆在巴黎城里就有七家之多,生意还很好,外国人吃的很多。七家的名字是,万花酒楼,上海楼,北京饭店,天津饭店,东方饭店,萌日饭店。就中以上海,万花两家的装修最为美丽,其余次之。菜的口味,万花是广东口味,北京,天津,东方,萌日都是北方口味,上海,中华,南方口味。”(章熊《留法琐记》,《新民月刊》1930年第15期,第110页)
特别是二战爆发后,更是每况愈下,包括文献记录,德占时期几乎没有。法国解放后,中餐馆重新“浮出水面”,但光景已大不如前,毕竟属于战后的凋零期——真正大发展,得等到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之后。著名铁道学家(曾获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提名)1947年7月重访巴黎时,便发现“学生世界之拉丁区……以前供应学生之无数小饭馆,仅售1.20佛郎者,皆不复见。我等初到之日深以觅食为苦,PRINCE DE GALLE虽属头等旅馆,但早餐仅有杂粮制成之面包两薄片,苦咖啡一杯,与些少果酱而已。午晚两餐,亦有限制,非有配给证,尚不能尝此杂粮制成之面包。”(洪观涛《欧行杂记•下》,《世界交通月刊》1948年第1卷第8期,第44页)洪氏1906年起留学巴黎,1914年秋欧战初起时归国。